文明的进化过程和个体发展的道路之间的这种类比，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再前进一步。可以认为，社会也产生了一个超我，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超我的影响下进行的。让任何一位具有人类文明知识的人详细地做出这种类推是一个诱人的任务。我将仅仅指出某些惊人的要点。任何文明时代的超我和个体的超我一样，都有一个类似的起源。超我是以伟大的领袖人物的人格留下的印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伟大领袖是具有杰出心力的人，或者是人类的某种冲动得到了最强烈和最纯洁、并且常常是最片面的表现的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类比还可以更深入一步，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领袖人物——经常地，即使并非总是——受到别人的嘲笑，受到虐待，甚至以某种残忍的方式被残害致死。正像那个原始的父亲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他被暴力杀害之后很久才又变成了神。确实，如果耶稣基督本人不属于对那个原始事件的微弱记忆中被唤醒的神话一部分，那么，这种双重命运的最惊人的实例就非耶稣基督莫属了。另一个我们可以同意的观点就是，文化的超我就像个体的超我一样，建立了严格的理想标准，如果不服从这些理想标准，就会受到良心的恐惧（fear of conscience）［第128页］的惩罚。在这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异常的情况，即我们更熟悉的实际上是与此有关的心理过程，并且当它们从群体中被发现时，就比它们在个体中时更容易为意识所接受。当个体产生紧张的时候，只有发出责备的超我的攻击性才使它自己被过分渲染地觉察到；而实际的要求则往往在背景中保持着潜意识状态。假如我们想使它们为意识所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和流行的文化超我的戒律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这两个过程（群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和个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可以说总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超我的某些表现和属性能够更容易地在文化群体的行为中，而不是在分散的个体中被觉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