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肯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并不表明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那么，如何对利加以适当地调节？这一问题的解决，再一次涉及义与利的关系。按孔子之见，尽管义无须以利为根据，但利的调节却离不开义。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而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8]一旦仅仅以利本身为出发点，而不以义去约束利，则往往将导致不良的行为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49]所谓放于利而行，便是指一味地追求个人之利，而如此行事的结果，则是引起普遍的不满（多怨），后者显然是一种不利的结果。换言之，以利为行为的至上原则，常常将走向其初衷的反面（不利）。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认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50]唯有以义制约利，才能避免这一归宿。
一般而论，利首先与个人或特殊集团相联系，而个人（或特殊集团）之利往往并不彼此一致，因此，如果片面地以利作为行为的唯一原则，总是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相对于利而言，义则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所体现的，乃是普遍的公利，唯其如此，故能对特殊的利益关系起某种调节作用。这样，义与利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便表现为特殊之利（个人之利）与普遍之利的关系，而以义调节利，则相应地并不是为了消解利，而是旨在达到普遍的公利；孔子从“大事不成”这一功利角度反对执着于“小利”，实际上便体现了如上思路。也正由于义体现了普遍的公利，孔子一再要求“见利思义”[51]，“见得思义”[52]。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将义（道德原则）之价值与公利联系起来，从而不同于康德仅仅从当然之则本身之中寻找道德规范的价值。孔子的如上看法对其义务论倾向，也多少有所限制：它使孔子的义务论带有某种温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