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五四新文化时期，在新的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下，在《新青年》重新书写义和团的氛围下，人们对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专门学校联合会分别通过山东代表的提案，决议将济南军界马良组织一些武术家编成的《中华新武术》列为各级学校的正式体操教材，一时中华武术风行全国。马良在中华新武术的发起总说中称：“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②在极力主张“尚武立国”的马良看来，义和团是“中华尚武风气”的象征，故而他对义和团大表同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而陈独秀则据此感慨，曾被教育部审定的马良中华武术教科书，现在居然风行全国，书中图像，简直和义和拳一模一样。在他看来，这是义和团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遍满国中，方兴未艾的一个显证。③和陈独秀观点相同的还有刘半农，1918年3月15日，他在“答王敬轩”文中说道：“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跪拜……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①同年，鲁迅在得知诸多民国教育家大力提倡中华新武术的境况时，不禁回忆起“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他用其特有的辛辣笔调嘲讽道：“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同时冷语戏言：“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他猜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内功”,并感慨：“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②